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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四十五周年
周扬
建国以来，我们正式悼念瞿秋白同志的活动，只举行过一次，那就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秋白同志就义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的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在那个仪式上，陆定一同志做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同一天茅盾同志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的文章。
匆匆又过了二十五个年头。这期间，一位杰出的革命先烈，在离开人世三十年之后，也象我们许多活着的人一样，遭到了莫大的凌辱，经历了一场令人震惊的磨难。回忆当初我们怀着虔诚的崇仰之情，把他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葬北京的时候，哪里料想到秋白同志的“寂寞身后事”会是这个样子呢！但是，“四人帮”一旦被铲除，大家就立刻想起了秋白同志，为他身后所蒙受的冤屈愤愤不平。这个事实证明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立了功勋的革命家，中国人民是永远忘记不了的。
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挑起过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重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秋白同志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从一九二三年初回国算起，他为中国革命工作的时间，也不过是十二年。可是在这不长的时间里，秋白同志却给我们留下了那么丰富的著述。他不顾当年环境的恶劣，个人遭遇的坎坷，竟能够以情文并茂的、数以百万字计的论述译作贡献给中国人民，表现出那样充沛的精力、渊博的知识和喷泉般的不竭才思，这是多么令人惊叹赞佩的业绩呵！
秋白同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异乎寻常的卓越贡献，固然是由于他个人天资的聪颖，修养的深厚，治学态度的勤奋刻苦等等，但更重要、更根本的，还是因为他领受了世界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洗礼，有一颗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的火热的心。他在早年所写的《俄乡纪程》中，曾经表达自己的志愿说：“我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这是秋白同志的心愿和誓言。当然，这条路不是秋白同志一人的力量所能够开辟的，但他是最早的开路人和领路人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试探了自己的道路，锻炼了自己的力量。”在这条道路上，不管有多少风险，他坚持走到了底。他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敏感的文人学者，虽然有时也不免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情绪，但他始终保持了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在敌人和死亡的威胁面前无所畏惧。秋白同志的革命的一生将永为人们所纪念。
秋白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贡献。秋白同志在“五四”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当着他以记者身份在苏联实地考察两年之后，就彻底解除了对社会主义“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朦胧状态，成长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二三年初，秋白同志回国之后，首先就活跃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战线上，成为我们党早期的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他从事《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且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致力于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为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和理论宣传，做出了巨大的宝贵的努力。秋白同志对许多问题都有他的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当然，其中也不免包含着某些不成熟或不正确的论点。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后果，我们党内滋长了左倾盲动情绪，秋白同志当时就反映了这种情绪，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秋白同志无论在理论上乃至路线上有什么错误，都是老老实实地摆在明处，当着他不知道错误的时候他坚持，知道错了就勇敢地承担责任，绝不替自己辩护和推卸责任。后来他受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打击，但他对同志、对革命事业，仍然满腔赤诚，坚决维护党的利益，毫不动摇，这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秋白同志留给我们的理论著述，是一份很珍贵的革命遗产，值得我们认真进行研究。毫无疑问，秋白同志的论著中有不少见解，到今天也还是有生命力的。例如，他对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剖析，就是很有见地的。他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封建势力的“僵尸统治”，封建军阀、官僚买办，把宗法社会的旧道德，腐烂发臭的旧文化，奉为“国粹”，竭力加以维护。他指出，封建残余并不会一触即溃，它可以改变形态，比如，在“僵尸”的血液里再注射一些“欧化”的什么主义而使之复活。他指出，封建宗法的文化、道德毒化着中国整个社会，连商人也要兼作绅士，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已是现代式的阶级，却仍旧带着等级气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秋白同志对中国封建宗法制认识深刻透彻，所以他对于中国的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我们党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他是毛泽东同志、彭湃同志从事农民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同陈独秀忽视农民运动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推荐和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秋白同志一方面认识到要想在中国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发动农民和依靠农民。但是同时，对于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的消极面，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注意到无产阶级教育农民的重要性。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同周恩来同志一起主持的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于农民问题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既批判了忽视农民革命作用的错误，又指出了必须克服革命队伍中“农民意识笼罩一切”的危险。为了推翻封建制度，必须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为了彻底战胜封建势力，又必须教育农民，改造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在我国，封建主义的确是不那么容易肃清的。这除了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太久的原因之外，也与我们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意识笼罩一切”分不开的。直到今天，我们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重温秋白同志有关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论述、有关克服革命队伍中农民意识的论述，并且大力加强这个没有完成的斗争，还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秋白同志在文化战线上立下的不朽功绩，是众所公认的。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三十年代初期，秋白同志与鲁迅先生一起，参与和指导了左翼文化运动，率领和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粉碎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促成了革命文学的空前繁荣。秋白同志以重病之身，忘我奋战，在上海的短短三年中，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他认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情反击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同时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他写了许多锋利的杂感，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翻译了大量外国革命文艺作品和论著，并且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作了积极的努力。秋白同志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显得评价不足，只有毛泽东同志才第一次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作出了最正确的论断。但是应当承认秋白同志当时所阐发的文艺理论和他所从事的文学实践活动，比起“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来，的确高出了很多。尽管他有时不适当地贬低了五四新文学的成就，但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还是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文化运动的进步传统，把我国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与他的贡献分不开的。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他为《鲁迅杂文选集》写了有名的序言，对鲁迅作了公正的、科学的评价。鲁迅为了表达他对为革命献身的生前战友的沉痛而深挚的纪念，他搜集秋白同志的文艺论著编成了《海上述林》，使他的文章永垂后世。鲁迅和瞿秋白之间的革命友谊是光照千古的。当然，今天和那时相距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已经走过一段不寻常的曲折的道路，国际国内状况都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化，当年左翼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主张和论点，无疑都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修正和发展。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说，当年秋白同志所热情支持的鲁迅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开创性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秋白同志当年对于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充满必胜的信念，他把这一事业比作永远不会“盛极而衰”的“从地心里喷出来的火山”。他说：“地底下放出来的光明，虽然还很脆弱，然而它的来源是没有穷尽的，它的将来是要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这种光芒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秋白同志用他的生花之笔表达的革命理想，他对革命进程的预测，是多么清醒呵！他对于革命前途的必胜信念，又是多么坚定呵！
从秋白同志就义到现在的四十五年中，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文化运动，几经挫折，然而我们的力量确实得到了锻炼，我们“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共睹的伟大成就。当然，这工程还远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我们文化战线上的战士们，现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工作，不正是为着实现先烈们“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这个宏伟遗愿而奋战吗！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踏着先烈的足迹，继续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努力攀登前人所未曾达到的高峰。为了这项崇高的事业，我们将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们对于秋白同志等老一辈开路先锋最好的告慰。